每个月都有一次“最后的晚餐”。
“各位乘客请注意，开往衡水的Y501次列车慢慢的开始检票进站了，请各位乘客带好随身物品，抓紧时间上车。”早上7点多，北京西站候车室里，广播声响起，人群开始挪动。
一队队身穿校服的孩子拎着大包小包开始检票进站，有的打着哈欠，有的交头接耳地小声说着什么。
“排好队，排好队，拎好东西，别挤，别挤……”几名老师点完人数开始维持秩序。
北京西站到衡水站，Y501次；衡水站到北京西站，Y502次。
几年以前，谁都不会想到，这趟往返于北京和衡水之间的列车，会成为1300多个“北京孩子”的上学“校车”。
文|柯利刚
监制|张凤云
编辑|十八刀
美编|刘 念
“可怕的”新生
吴霆锋跟同学们随便打了声招呼，便一屁股坐在座位上，叹了口气，发了会儿呆，也不知是早起赶火车累的，还是因为又要离开家人过集体生活而有了小情绪。
坐了一会，他打开书包，书包里装了不少吃的，但他没有拿，而是抽出了一本六年级的课本。在他温习功课之前，我们聊了聊他的衡水求学之旅。
吴霆锋来衡水已经一年多了，除了学校，他对这座城市依然比较陌生，但他对于北京和衡水之间的教育差别有了很多切身感受。
在北京的时候，基本上每天下午3点多就放学了，回家后写完作业，有不少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可以看书，可以看电视，“有时候还可以玩游戏。”说到这里，吴霆锋的语调中透着一股兴奋劲。
在衡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大多数都在学习，没有太多休息时间，更没有玩的时间。“唯一的放松，就是有时候能和朋友一起去操场上疯跑几圈。”吴霆锋说话语调平缓，说到这里时，透露出明显的低沉和无奈，“我知道总想着玩也不好，但我真的好想玩一玩。”
“刚来的时候，特别想家，特别想回北京。有时候晚上躺着，就是睡不着觉，想着想着，就哭了。”吴霆锋放慢了语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接着说，“但是，哭了也没用，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我也不想去老师那里借手机跟爸爸和妈妈说我哭了。就只好自己忍着，忍着忍着，后来慢慢就好了。”
谈到入校之初的那段经历，吴霆锋说起了自己对于“可怕”的理解：真正“可怕的”不是学校的学习，因为基本上已经适应了；也不是自己曾经的哭泣，因为那都已经过去了；真正“可怕的”其实是每年一二年级新生的哭声。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入学时，有可能也哭，但他们是偷偷哭，是躲着别人哭，是蒙在被子里哭。一二年级的新生，是哇哇大哭，是当着大家的面哭，是不分白天黑夜想哭就哭。
大孩子本来都好好的，但看到或是听到小孩子一哭，有时候立刻就会想到自己。“这种想法不能有，一想起这个，就有可能情不自禁流眼泪。”吴霆锋说这话时，有意别过头去，目光也不再与我对视，“其实大孩子一般不会因为想家哭鼻子，但眼泪有时是会传染的，特别是晚上。”
包子铺旁边的家
所有的这些眼泪，其实都跟老家这个词有关。老家在哪儿？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答案却出乎意料。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张营乡陆台村”，五年级女生孙梓桐有过几年留守经历，被问及老家，基本上能脱口答出。
“广东省惠来县……”六年级的吴霆锋却只能答到县一级，因为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老家只回去过一两次，印象不深了。
“爸爸是湖南人……”二年级的李子琳还不明白老家的意义是什么，她自幼就随父母辗转多个城市，对每个地方印象都不深。目前来说，北京是停留最长的一站。
有人曾经留守，有人一直是“候鸟”。
这是一群远离老家的孩子，其中一些人已经不明白老家为何物。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可家在哪里，总该知道吧。
本来简单的问题，却也得到并不简单的答案。
多数孩子都把“家”的位置指向父母的居住地。诚然，有人才有家，情之所系便是家。
只不过……
有的人，家一直在某一个街道；有的人，家变换过好多个街道；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家在哪个街道。
“我家旁边有个包子铺。”这是李子琳对于家的描述。
“包子铺好多呀，能说得更清楚点儿吗？”
“从包子铺旁边的小胡同进去，一直走，走到小卖部旁边右拐，经过三四个房子就能看见我家了，我家大门是红色的，只是油漆有点旧了。”李子琳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比划，竭尽全力想要描述得更清楚。
其实小孩子不知道，这样的描述，哪怕再清楚，别人也不知道她家住在哪里。大人对于家的定位，是哪个区、哪条街道、哪栋住宅；小孩子对于家的定位，是跟她最有关联的地方，比如卖吃的的地方，包子铺、小卖铺等。
为何需要问家在哪里呢？
因为家在哪儿，决定了你是哪儿的孩子，决定了你可以在哪里参加中、高考。
在衡水人看来，他们是“北京孩子”；在北京人看来，他们是“外地孩子”。
“你感觉自己是哪儿的孩子呢？”
“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哪儿的孩子，”李子琳想了想，带着坚定的语气微笑着说，“我是爸爸和妈妈的孩子呀！”
“那你喜欢包子铺旁边的家吗？”
“喜欢，因为能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李子琳收起微笑接着说，“只可惜，现在每个月只有5天时间能在一起了。”
他们对于衡水的记忆，除了学校就是这座车站。
当头一击的“冀教版”
北京的学生，一周7天，学习5天，休息2天；在衡水读书的“北京孩子”，一个月30天，学习25天，休息5天。
当然，在很多学生看来，这5天还是要打折的。
凌晨5点的北京，夜冰凉、天未亮，初中二年级的孙雨菲睡得正香。
“快起来，快起来，要不然赶不上火车了。”赵红梅打开房门按亮灯，催促孩子起床，“要是每次返校都这么磨蹭，以后就4点多起来。”
这一天，是孙雨菲休假的第5天。
返校的时候，凌晨5点就要起床；离校的时候，到家都晚上11点多了。“5减去2，一个月也就休息3天。”孙雨菲打着哈欠。
“休息3天，还要写作业。我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休息，说是放假，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写作业。”孙雨菲指着自己的书包补充道。
休息不足，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事情。
孙雨菲小学前4年是在北京读的，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她学习成绩尚可，从来没觉得课本知识有多难。
冀教版给了她当头一击。
来到新学校，发课本的时候，她有点吃惊，怎么还有个冀教版。等到翻开课本一看，整个人就不好了。
“冀教版数学和英语的难度，简直就是肉眼可见。”孙雨菲说这话时有意加重了语调。
她在心里面告诉自己镇定、镇定、再镇定，一定要预习、预习、再预习。可等到自己真正接触课本内容的时候，之前所有的准备都在瞬间溃不成军。
“预习不明白不算什么，听课不明白才是真打击。”孙雨菲看了看外面还不是很亮的天空，用低沉的语调慢慢地说，“别的同学已经适应冀教版了，我作为插班生，一时之间还不太适应。有时候感觉，一个问题，全班一多半的学生都懂了，就我不懂，打击很大，心理压力更大。有那么一段时间，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考试分数非常辣眼睛。本身功底不错，加之一段时间的勤学苦追，孙雨菲用一学年左右的时间，把学习成绩提升到了班级前列。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适应这种转变，一些从北京转学过来的学生，就一直处于班级垫底的状态。为了让孩子适应衡水的教学节奏，一些家长决定趁早把孩子送到衡水读书。
“狠得下心的家长，一二年级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狠不下心的家长，三四年级才把孩子送到衡水。”孙雨菲看了一眼旁边的妈妈，平静地说，“再晚送过去，就不太好适应冀教版了。”
每个学生，都是“双城记”的主角。
不及格的德育作业
每个家长都想自己的子女好。
“英才学校的每一次改制，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家长的主动要求下推动的。”校长张振友介绍。
学校实行住宿制，是因为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一辈辅导不了作业，在外务工的家长建议学生住校，让老师辅导作业。
学校实行月休制，是因为远在外地（主要是北京）的家长，每周不一定有时间回来看孩子，家长建议月休，一个月能团聚几天。
学校实行接送制，是因为家长来衡水接送孩子，要多花费时间和金钱，因此家长建议在北京完成接送。
接送制的不断改进，也是在家长的建议下完成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分两次列车或多次列车接送。但很快就发现一个新问题：有些家庭，有2个孩子在英才学校上学。分几趟列车接送，家长上午来北京西站接完一个孩子，下午又要来北京西站接另一个孩子；或者是家长刚在北京西站接完一个孩子，又要去北京站接另一个孩子。送孩子的时候也是如此。
怎么办？接送必须一次完成。
于是，Y501、Y502次成为了最终选择。
家长的选择和建议，充分说明他们有心让孩子读书。“现在离开北京，将来考回北京。”家长的想法也充满了正能量。
但想法有时候并不代表行动。
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带够5套以上的内衣和袜子，要做到每天换洗。低年级的小学生，还有专门的生活老师负责孩子们的个人卫生。有时候，放月休假，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回去。等到月休假结束，孩子们返校的时候，生活老师发现一些学生头没有洗、澡没有洗，甚至衣服也没有换洗。
学校有一个家校联系本，每次月休假都会布置德育作业，这是为了培养亲子感情。德育作业，一般都是做做家务，比如做饭擦地一类；又或是感恩家长，比如为父母洗脚梳头一类。但有的时候，一些孩子的德育作业，空白带回去，又空白带回来。问及原因，一些家长根本就没有翻开，更没有督促孩子完成德育作业。
“课堂作业，家长辅导不了，有很大的可能是学识问题；德育作业，家长没有辅导，更多的可能是认识问题。”小学部的周老师说，“一些家长想法高于行动，想的多、做的少；另一些家长认为学习就是做作业，对其他方面不太重视。”
“孩子就像一棵幼苗，社会、学校、家庭就像阳光、雨露、土壤，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少数家庭的一些孩子，不是缺少这环，就是缺少那环。”张振友顿了一顿，感慨着说，“他们要想成人成才，除了要‘野蛮生长’，还要‘自求多福’。”
算账先生
每一份选择都是精打细算得来的。
去衡水读书，有哪些好，有哪些不好，每一个家庭都打过好多次“算盘”。
对于孙梓桐而言，这笔账比较好算。
老家的学校比较小，大概只有英才学校操场这么大。只有小学，没有初中、高中，而且班级人数也比较少，一个班只有10多人。
老家的教室比较简陋，只有一块黑板，衡水的学校里设备种类很多，有微机室、美术室、图书阅览室等，每个教室里面都有多媒体。
老家的课程只有一些主科，语文、数学是最主要的。这边的课程要丰富一些，每周都有“第二课堂”，有声乐课、器乐课、舞蹈课和美术课等。
“最明显的是厕所不同，老家的厕所是旱厕，能看见好多大便。”说到这里，孙梓桐做出一个要呕吐的动作。
对于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吴霆锋而言，这笔账不太好算。
北京的学校，综合发展强；衡水的学校，成绩提高快。
北京的学校离家近，天天可以见面；衡水的学校离家远，一个月见一次面。
北京的学校学习时间适度，孩子有休息娱乐的时间；衡水的学校学习时间排满，孩子除了学习就还是学习。
在北京上学，不能参加高考；在衡水上学，能参加高考。
……
算来算去，算得很复杂，算得很辛苦，这笔账不容易算清过程，但很容易得出结果。“因为结果只有一个，离开北京才能参加高考。”吴霆锋爸爸无奈地说。
每个家庭总有人要扮演“算账先生”，有些账好算，比如孩子去哪儿上学。在吴霆锋的父母看来，孩子去衡水上学，有利有弊，难说十全十美。
但有些账，不好算，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往往被忽视。
家庭、情感也是一笔账。
在这些学生当中，一个二年级小姑娘给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份印象，跟她呆萌的样貌有关，更来自于她有趣的家庭背景。
小姑娘的爷爷奶奶是江西人，外公外婆是四川人，爸爸和妈妈是在北京认识的，一开始做服装批发生意。
后来，北京的服装生意做不下去了，妈妈带着不到一岁的妹妹离开北京去河北固安生活，爸爸远走浙江寻找其他机会，她自己则离开北京去衡水上学。
一家三代人，分散在5个不同的地方。
“我挺想爸爸和妈妈的，但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更想我。”小姑娘一脸不解地说，“我还是想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但他们说这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选择，这些我不是很理解，但哭到最后也只能接受。”
拥挤永远挡不住“回家”的快乐。
《变形记》和莫比乌斯环
Y502次，衡水站到北京西站，用时3小时7分。
这段时间里面，我从1号车厢走到15号车厢，跟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探讨了“现有条件”这个话题。
出乎意料的是，整整一列车的学生，大大小小，对于“现有条件”都比较清楚。在“现有条件”下，他们要么去衡水当候鸟儿童，要么回老家当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这个字眼，他们从不陌生。
除了亲身体验，学校为了激励他们，还组织观看过《变形记》。
在一个由硬卧改成硬座的车厢里，我跟几个初中生深入探讨了《变形记》的观后感。
“观看这部片子吧，效果肯定是有的，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觉得应该努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初二学生刘瀚文沉沉地说，“但同时也重温了苦痛，而且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苦痛。”
“城里人去农村，吃点苦受点罪，那是体验生活；农村人去城里呢，之前啥都没见过、啥都没吃过，‘长了见识’后直接‘怀疑人生’。”王雨桐说。
“就拿节目中的城里孩子王境泽来说吧，现在我们学生之间流行一个词叫‘真香’，意思是说自己的行为打脸自己的话语，或者也可拿来表示剧情极度反转。”陈子瑜轻叹一口气说，“人家参加一期节目，不但出了名，还创造了一个流行词语，但现在还有谁记得跟王境泽交换角色的那个农村小孩呢。”
“叔叔，您知道吗？其实《变形记》还有一个名字叫《平行世界》，我觉得这个名字更好，平行的两个世界，相交的可能少之又少，这可真是残酷物语啊。”赵紫萱低低地说。
走进下一节车厢，基本上全是初中生。一个个小间里，看书的看书，写作业的写作业。我被几个同学的交谈吸引住了，她们正在讨论数学问题。
在闲谈当中，聊到了上一节车厢的《变形记》插曲，这其中，一个女生的思考让我久久难忘。
“在我看来，《变形记》里的农村孩子，就像是站在莫比乌斯环上的行人，就算你一直行走，甚至拼命奔跑，但永远都不可能有终点在前面等着你，你也难以突破自己的维度。”
粗糙与轻松
孩子觉得远，孩子觉得苦，孩子有时候觉得希望渺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自发主动把孩子送到衡水读书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李玉莲给出了最为坚定的回答。
李玉莲今年38岁，她和丈夫都是河北邢台人。两口子来北京已经10多年了，现在经营一家干果店。
早上6点半一定要出门，晚上9点半以后才收摊回家，一天15个小时以上，这是李玉莲和丈夫一天的工作时间。
“挣钱不多，毛病不少。”李玉莲长长地叹息。
长期站立，夫妻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静脉曲张；炒干果，油烟不是特别大，但长期近距离接触，两人也都患上了慢性咽喉炎。
“我俩年龄其实不算大，可天天烟熏火燎、风吹日晒，你看他，像不像一个小老头？”站在干果店里，趁着暂时没人的间隙，李玉莲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被冷风吹乱的头发，这也使得头发更显油腻，“你再看看我，像不像一个小老太？”
李玉莲有个远房表弟，前两年娶了媳妇。表弟和弟媳妇是同班同学，只比李玉莲小3岁，他俩大学毕业后都在北京上班。平时两家人各忙各的，一年也见不了一回。
“弟媳妇坐月子的时候，我去看了她一次。街坊邻居，还以为我是她妈妈呢。”李玉莲轻叹一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她们家了。”
父母吃过的苦，不想子女再来一遍。
等到这家店小有积蓄，李玉莲立刻把一双子女接离了老家，送到衡水读书。“老人管不了孩子，一味溺爱；老家的学校也不行，一个班只剩10多人。”
表弟一家人的生活，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让李玉莲笃定地相信一个道理：读书能改变命运。
“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容易，房贷压力不小，小孩课外补习也花钱，但他们还是买得起房，我们连买都买不起。最重要的，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北京考大学，我们的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考大学。”李玉莲坚定地说，“这一切区别都是读书带来的。”
当被问及开始的那个问题时，李玉莲几乎脱口而出：“辛苦，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本就应该粗糙一点。娇生惯养，现在怕吃苦，怕受累，将来只会吃更多的苦，受更大的累。”
“现在吃得了学习的苦，将来才能吃口轻松饭。”李玉莲又说起了她远房表弟的相关经历，她讲述得如此清晰，好像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名字皆为化名。）
农民日报脉动工作室出品
作者简介：
柯利刚
走过千山万水，
最爱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