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 | 苏琦
疫情中心转移到美国之后，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已经痛入骨髓地从疫情中走过了一遍，突然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就像是刚看完一场电影，走出电影院，突然发现所置身的世界都在重复电影的镜头。
我说痛入骨髓，因为在武汉的疫情暴发之际，单位同事建了几个疫情报道群，从大年二十九开始，每天群里上千条实时信息，我即时接到最鲜活的、最真实的武汉和湖北的微缩场景。有些微缩场景最后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更多的因为太琐碎而只保存于我记忆的某个角落。
我自己有些疫情信息疲劳。举例说，一月下旬有几天的时间，我忙于四处采访美国专家了解疫苗的事，两个多月后，我还是在四处采访美国人士关于疫苗的事。一月我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看到各种求助信息，现在这样求助的信息变成英文、西班牙文，在西方的社会化媒体上四处传；一月中国疫情严重时，我和家人聊不能出门，他们发来各种段子；现在美国人在家工作，也四处发段子，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因为同样的笑话我已经看过中文版了。
有的美籍华人自嘲说，他们“踢完上半场，踢下半场”，但真正在下半场随着疫情进展而被像球一样踢来踢去的，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个群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他们不是美籍华人，他们是中国人却身在海外。他们独立，但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经济独立。他们有家人和朋友，但是他们的很多挣扎和期待只能自己独自面对。有一些留学生到了叛逆的年龄，他们和国内家长的沟通简单至极。有家长无奈地告诉我，问孩子情况怎么样，回答说，挺好，就再没有下文了，“我们也就只能相信挺好了。”
但他们在国内的家人看不到任何“挺好”的迹象。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万例，美国疫情急速扩散，已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也超过了中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本科毕业在opt期间的学生苏添添算是留学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员。她给我解释说，opt指在美国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可以申请留下来在美国工作一年或者三年，她现在在等秋季研究生入学。疫情对她来讲，主要的焦虑集中在留学生的家长群里。
她所在的一个家长群是去年迎接新生时建立起来的，现在变成了家长想办法让孩子回国；担心孩子在美国的安全、住宿；担心回国后学业受影响的信息集散地。比如家长在这两天讨论的内容是，是否可以呼吁各省启动包机？比如担心学校催留学生搬家，但搬家风险太大，孩子也没车……；比如家长看机票，不过很多机票都被取消了。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近日表示，据中国教育部门统计，海外留学人员总人数达160万，目前尚在国外的大约有142万人，其中美国有41万人。
这41万人的担忧、无奈和恐惧，他们对生活的思索和理解都因隔着太平洋而变得缓慢而抽象，但他们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当新冠病毒在不同的城市落脚时，他们想逃离却又有重重障碍。
高光时刻如此落幕
2020年是小G人生的高光时刻，她在美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有“南方哈佛”之称的杜克大学，今年四年的本科生活即将画上句号，工作去年就已定了下来，一切都顺风顺水。年初她的筹划是，春假时飞到秘鲁去度假，然后等已办好签证的父母来美参加她的大学毕业典礼，然后一家人在美国开开心心地转一圈。
3月是这些筹划一一实现的开始，也是新冠病毒攻入杜克大学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的起始，3月3日，北卡州报告了首例COVID-19病例，一个维克县郡的居民因此前到华盛顿州拜访护理机构而感染。
3月7日是杜克大学7天春假的开始。美国表面上疫情并不严重：小G需要转机的佛罗里达州那时只有十几例病例，但一周后佛罗里达州感染者涨到二三百例，秘鲁封国了。
最终在临走的前几天，担心机场、飞机上等人流过于密集，小G最终放弃了秘鲁假期。
疫情带来的动荡随后就在杜克大学紧锣密鼓地上演了。春假开始没两天，校长就在3月10日给全校发邮件通知春假延长到22日、又增加一周，且所有的课程从线下转到线上。据说杜克大学国内本科生群的信息一下爆掉了，一分钟有上百条消息。大家都在讨论，要不要回去。
随后的几天，各种邮件纷至沓来，完全颠倒了中国留学生的生活。3月11日杜克大学通知学生最好还是不要回校园、继续住宿需要申请；3月12日学校又发了一封邮件，让大家尽量不回校园，想回校园取东西或者住宿舍都要签署表格，填写原因。没学生证的人，不能进校园。当天最晚一封邮件的内容是，请大家都不要再回校园，所有学生必须搬出宿舍，美国当地学生回家住，国际生除非是来自疫情很严重的地方，才可以留下。如果不是，学校都建议我们大家回国。
我收到小G的求助信息是3月14日，当天上午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留校要求被拒绝。小G告诉我，中国留学生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必须搬出去，意大利同学留校要求也被拒绝了，反而不少美国同学被批准了。她的急迫和绝望隔着微信的屏幕里也可以感觉得到，她说，“给我们喘息的时间太短了，只有两天，然后3月16日学生的卡就刷不进学生宿舍了；我们现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样临时通知，机票已经买不到了。”
4月初我再次找到小G时，她们所在的县郡陡然增加了一百多例新冠肺炎患者。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一些MBA学生春假期间去了以色列，不少人被感染，都在校外公寓自我隔离。
回想起3月14日被推到悬崖边缘的感受，小G告诉我，之前和学校的沟通都比较平等，但3月14日为争取留学生的权益而与学校的对话，让她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斗争的感觉”——虽然她们也明白，学校把她们留下来，成本和风险都会增加很多，但学校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学校的政策没能保障她们个人的权益，她们对学校的举措很失望。
炸了锅的还有中国留学生的家长。他们写信给校方说，学校非常匆忙的决定对中国学生和家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一点地方可去。他们在海外也非常焦虑，尝试着摸清他们现在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挑战。（美国）CDC把中国放在最高级别的疫区，美国对于中国公民限制入境，在如此外部环境中，学校要求学生周一离校，请问中国留学生群体面临的失学风险，学校有应对的策略吗？所有即将回国的学生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中途感染的概率非常大，杜克这样做万万不可，出了问题杜克的名声就毁了。”
这些家长抱怨说，同在美国，南加大给国际生提供住宿，食堂，安全和医疗保障，还劝大家不要着急回国。杜克这次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出问题就大了……在限定时间内把学生扔出校门外不人道。回中国的学生将需要用VPN来得到课程资源或上其他网站。这对他们的学习会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如果他们被集中隔离的地方只有很差的网络或根本没有网络，那该怎么办？
和小G一起斗争的有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头负责把家长写的邮件翻成英文，让其他家长群发给学校施压；有人起草发给学校正式提出诉求的邮件；有人收集整理被拒绝留校同学的信息；有人找周边可以短期出租的房源；还有人在脸书上请愿……。
3月14日晚再一次和我联系时，小G们的战斗已经有了成果，学校回应了留学生的诉求，绝大多数国际学生都可以留校。之后的几个星期，小G的父母希望她早点回国，她3月24日花3万多人民币买了4月20日洛杉矶飞上海的航班，结果这班航班被取消了。
买机票成为中国留学生的新战场。有两个滞留亚特兰大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们买的5月8日亚特兰大直飞上海的美联航的航班突然被取消，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只好重新购买了5月4日的机票。小G无奈也重新购了票，这一次她买了5月2日，5月11日和5月31日的机票各一张——她不知道五月机票的具体政策出来后，哪个航班能飞；与此同时，她发现6月之前美国直飞中国的机票一张都没了，只是有小道消息说，机票代理这类非正规的渠道可以花十几万人民币买到票。
而那些成功买到机票回了国的同学，正纠结于网速、VPN和时差。
先活下来再说
我告诉朋友，我在做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话题。她立刻发了朋友圈，然后在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埃文斯顿(Evanston)的西北大学学生小Y和我聊了起来。
伊利诺伊州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自3月起激增，很多病例发生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及周边郊区。埃文斯顿人口只有六七万，现在已有2000多人确诊，做光遗传学器件的小Y和我感慨说，“3%的人口感染浓度，太夸张了！”
小Y从大学本科起就在美国读，今年已经是在校第8年了。在他的人生规划中，2020年很重要：他在读博四，2021年6月毕业前，2020年年底他要写出三篇文章去投稿。疫情在他一篇论文都还未写完的时候就从天而降。小Y的实验楼里虽然没有病例，但隔壁的西北大学商学院楼有6个工作人员确诊。
西北大学的科研活动全部停掉了。不远处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也暂停了大部分的实验室，只保留了一些特批的项目进行。别无选择，小Y每天宅在家里：睡觉，打游戏，写论文。
小Y的论文虽然三篇都写了一多半的内容，但只能做些文案类的工作，都需要补充实验数据，而实验需要大量的仪器和实验空间，这些都是在家里都无法完成的。小Y担心要是实验室停工持续一二个月，一切就可能都泡汤了。疫情直接影响了小Y的毕业进度和人生规划，而他面临的窘境是工科博士生普遍在面对的。
其实小Y也作了最坏的打算，晚点毕业——反正26岁拿学位和27岁拿学位都一样，但他更在乎的是要活着，“反正活着才有事业嘛。”小Y说。
小Y说的活着不是矫情，大疫当前“活着”是他最大的忧虑。中国疫情最初暴发时、很快小Y就发现在美国超市里，他已经买不到口罩了，那时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几经辗转，他在芝加哥搜集了700个N95，300个医用口罩。N95他全部捐给家乡的医院了，自己留了20个医用口罩，其余的给了爸妈。
虽然有防护用品，但他担心自己会染病。到3月底有统计显示，共有35例中国海外留学生的确诊病例。小Y担心美国不像中国，中国优先照顾外国人；美国优先本国人，他担心自己会成为美国医疗资源短缺的牺牲品。在特朗普最初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时，小Y觉得特朗普的把戏很幼稚——为掩盖自己的失职来转移注意力，但特朗普煽动的种族主义让他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慌，因为他家里没枪。
小Y曾在美国街头遭受过种族歧视，但他报了警，搞种族歧视的人也向他道了歉。小Y希望我不要提这事，强调它只是很小的个案。但多多少少我能感受到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的阴影。曾经有个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人告诉我，他在外卖送餐时被美国人扔鸡蛋和辱骂，那一刻的羞辱感让他铭记终身。
小Y很认真地考虑了疫情下的生存问题。一方面他对疫情前景比较悲观，觉得美国夏天也不一定能走出疫情；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的秀下限，“我这人脾气挺爆的，不太能忍事儿，万一出去再遇到个反华事件吵起来，就可能有危险了。”
所谓反华事件，既体现在社会化媒体上，也体现在案情中。我每天都收到一些不同国籍的人把中国和病毒联在一起的谣言；新闻也在报道因疫情美国针对亚裔的犯罪增加，比如19岁的何塞·L·戈麦斯（Jose L. Gomez）在3月14日在得州米德兰（Midland）的山姆会员店（Sam's Club）试图杀害三名亚裔，这中间还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和一名六岁的儿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分析报告称，嫌疑犯表示，他认为这家人是中国人并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刺伤了他们。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华人平权行动组织和亚裔美国人计划和政策委员会（A3PCON）以及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系合作建立了一个网站，方便个人在其中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仇恨袭击事件。网站推出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亚裔和太平洋岛居民种族歧视（Stop AAPI Hate) 的报告说，从3月19日到27日，亚太裔人汇报了750多起歧视事件。
挡住病毒同时挡住种族歧视的办法是，宅在家里不出门——小Y说，他们总不能破门而入吧？小Y的家里存粮还能坚持两个月。他相信只要能保证，糖，盐，维生素的摄入就好了。他也会吃维C和维生素D3片来提高免疫力。现在他已经坚持三周不出门了：第一周他还有新鲜水果吃，但之后的二周靠吃水果罐头——那是惟一的维生素摄入来源，蔬菜就不吃了。他也会点外卖：外包装一般是纸带或者塑料袋，病毒基本的生存时间在5分钟上左右。他点外卖也不会接触人，拿到外卖后等10分钟，洗完手再吃，感染风险几乎为零。
但他已经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罐头总有吃反胃的时候，他在考虑出门买新鲜水果了。对于冒险出门，他已经有了非常周详的计划：开车，晚上9点半、超市下班前的15分钟左右去，把人与人的接触降到最低。戴上口罩护目镜，全程手不碰脸，不用手机。回家以后，穿的衣服全部用酒精消毒挂客厅。任务完成。
社交恐惧
疫情在美国的上空盘旋，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感知。当在美国中西部的小Y苦撑之际，也有一些留学生主动选择留在美国，疫情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但他们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佛系。上大二的小W就是一例。她告诉我，学校网上授课，考虑到回国后要逆着时差上课，加上学期还有一个月结束，回国还要隔离两周，一来一回比较麻烦。像她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就选择留下，而她知道的另一半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回国。
小W的中国学生微信群上，大家开始分享一些多余食物的消息，推销自己做的东西的，很热闹。就算是外面（因病毒而）气氛紧张，小W觉得改变出行习惯就好，除了买东西，取包裹，就不出门了。
这样轻松的调子在亚特兰大的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SCAD）学室内设计的子洲看来，可望而不可即。
两年前，子洲选择离开纽约，转学到SCAD。避开美国疫情重灾区，没有让子洲觉得侥幸，因为转学的另一个后果是，今年五月她原来的签证到期，如果回国，她要在9月前重新更新签证并返回到美国。现实是，北京、上海的签证预约都已经排到年底了，成都的也排到暑假了，这让她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拿到签证并顺利返回。附带的结果是，她暑假也回不去了。
子洲拿的签证是纽约布鲁克林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的，那是她来美就读的大学，因为入学成绩好，学校给她安排了21个学分、七节课，子洲告诉我她直接累抑郁了：室内设计是非常累的专业，纽约也真的非常让人抑郁，她就转学到了室内设计专业排名全美第一的SCAD，感觉在南方，学校要放松很多。然后疫情蔓延，她开始在美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虽然我没有见过子洲，但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的开朗和通透，以及她的“非常不开心”。她说：“疫情对我的最大影响是突然生活小习惯的改变。从春假我们就开始隔离了，没事儿做，朋友圈全是玩switch游戏的。大家宅在家里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就是刷剧、做饭、打游戏。睡眠时间不固定，睡眠质量差，长时间看屏幕，非常劳累。我们现在用zoom来视频网课，我的专业课是5小时：周一和周三从早上11点开始到下午4:30；还有两节课是周二和周四，从早八点到下午一点半。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一动不动，效率很低，心情很受影响。本来我试图用学校的电脑，很多软件我的笔记本电脑都带不动，很影响效率，很多软件也没有很好的方法下载。”
当地时间4月3日，佐治亚州确诊病例是5444例，而五天前的确诊数是2000例。子洲说她的大多数同学都“跑毒”了，很多人通过休学也跑了。但是她没有这种可能。宅在家里，她最长有连续10天没有出门。
她说，“我现在就很想出门，但除了病毒恐慌，还有特朗普搞种族歧视，（让我不敢出门）。我有很多朋友带口罩走在街上都被骚扰或恐吓；有一天，我带着口罩在公园走，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看着我绕道走，另一半虽然没有绕道，但他们看我的回头率很高，表情很厌恶那种。我带口罩坐电梯出入公寓也会被人绕道，或者看到我带口罩，选择坐下一班电梯。一周以前，我有朋友住在华人区的家也被半夜打的全是弹孔。”
在我们聊口罩与歧视的话题时，有消息传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敦促所有人出门时佩戴口罩。
用微信聊天，子洲不时会发来OK FINE+笑脸的表情符。比如她说，“如果身体好的可能会自我免疫；但医疗保险不健全的留学生，无亲无故，如果身体不好的可能日渐恶化——医生说，女性、肥胖、吸烟都是容易得病的，我们学设计的长期缺少出门锻炼的机会，反正我得病了多半是要交代在这里了”。之后她，发来OK FINE+笑脸的表情符。
子洲原来的想法是这个暑假找实习，最后一学期学完了用opt一年的时间找更好的实习，然后找工作，看是否有转正的机会，能不能申请工作签证。她说和爸妈商量，“我妈让我不计代价地赶紧回去，我爸很理性、很冷静、也很侥幸，他在算概率，说我在家得病的概率不会很高。而回国最差情况就是浪费一大笔房租的钱（一个月1700美元，签了一年的约）， 晚一年毕业，或者在机场被感染回国治疗。
我爸不想我回去，因为浪费钱还有风险。但在美国最坏的情况就是我死在这——我怕美国经济下滑产生暴乱，警察又经常聚在一起，如果传染了新冠很多会请病假。警力不支，暴乱的话啥都可能发生。如果民愤把矛头指向华裔，我们走在街上被（枪）蹦也有一定的可能——我有纽约的朋友买了一后备箱的枪跑去弗吉尼亚的山里躲着了。”
子洲总结说，现在“人”才是比病毒本身可怕的，另一方面她担心这种强制性的不让人出门社交非常让人恐惧：一个人的时间太多了，满足不了情绪宣泄，容易胡思乱想，影响情绪；长时间的独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很久不社交就会社交恐惧，焦虑不安， 不自信没安全感，担忧身体，担忧前程等——“我整个人都社交恐惧了，你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病。如果是亚洲人朋友 想聚，也都是非常熟悉信任的关系才会偶尔一见，因为出门就有感染的风险。
虽然子洲也开始调整心态做一些兴趣爱好，但是她最后说，现在我只想活着，准时毕业。
状态不佳的世界
全世界的人们都因疫情而被迫见证历史。传染病曾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等，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扮演的怎样的角色尚不可知。
不管怎样，疫情在所有人群中激发了辩论，每个人的思想深处也或多或少激起些许涟漪。一个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朋友给我讲了故事，他的一个白人同学是该校新闻学院读研的研究生，25岁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兼职工作挣来的，没用家里的一分钱。他的父母一直都教育他：要靠自己的本事来挣钱，去纳税，这是作为公民的义务。
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3月15日至3月21日以及3月22日至3月28日这两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分别为330.7万人和664.8万人。也就是说，在两周内美国已有近1000万人丢掉了工作。在疫情暴发前，这一数据的最高纪录为1982年10月的69.5万人。
这个25岁的美国研究生转瞬间成为1000万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没了收入来源。为了生活费，他可以去向州政府申领失业金——各州法律不同，亚利桑那州接受硕士研究生申请失业救济，有的州不可以。在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地认为，申领失业救济的人都是人生输家，没想到有一天，他自己也不得不走这条路，自尊心很有点受不了。
子洲这次疫情的经历也改变了她。她说，“这个时代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大改变：世界格局。货币系统，工作方式——在家办公变成了必要技能，这也启发了我最室内设计的灵感，如何把工作和生活放在同一空间进行？一切都是未知，除了工作能力，需要很强的适应改变的能力。以前我很想去大城市，现在觉得有退路是最重要的。人太多的地方其实给每个人留下的资源和空间都更小。”
身在美国，无可避免地要有一些两国的对比。她说自己以前对中国有些抱怨，但是现在看来，中国人团结意识强，在灾难下可以很快执行止损策略；美国凸显个人主义，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则不知道要以死多少人为代价。“我还是觉得人命最重要。”子洲说。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培同学也有相似的感慨。他告诉我，从他自己在美国四处买口罩而不能、最终托国内朋友运过来的经历就能看出：重大灾难发生，考验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时候，事实证明中国还是做得太好了。
培同学今年大学本科毕业，他和所有在念大四的中国留学生都要面对签证到期的问题，这对大学本科另三个学年的留学生来讲，不构成为问题。培同学说，大四的留学生有三条道路可选：回国；读研，这条路并未因为疫情而被阻断；第三条路，也是很小一部分人选择的先在美国工作，然后读研。
培同学非常清楚，疫情冲击之下，现在在美国找到工作是小概率事件。毕业后，学校给了他们三个月的缓冲时间，要继续延长就需要找到工作，然后opt生效，可以在美国有更长时间的停留。但他告诉我，客观来讲，情况很糟糕，都是裁员的消息。
我在哥大上学的朋友帮我对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她告诉我，哥大商学院就业中心的邮件显示，有4家公司取消了给商学院的5个学生的招聘职位，其中有4个学生被取消了暑期实习的机会，一个学生被撤回了全职工作的机会。
许多招聘MBA学生的公司已经缩减了招聘计划，有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有一个就业信息批露的网站显示，招聘受疫情影响而不得不冻结或取消的的公司有436家。此前，自从大衰退结束以来，MBA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从未像现在这样好。最好学校的就业率通常在95%以上，起薪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有一份3月26日泄露的关于MBA就业市场的报告称，在116家主要公司更新的招聘信息中，40家公司以某种形式暂停、取消或撤销了实习或工作机会。受COVID-19传播影响较大的行业的公司，尤其是交通、酒店和职业体育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达美航空公司已经实施了冻结招聘的措施。文件显示，捷蓝航空也冻结了招聘。与此同时，万豪国际正在取消实习机会。
好消息是，目前疫情对中国留学生拿到全职工作机会的影响不大。同时无论是大科技公司还是投行影响也都不大，而工程师一类的职位也还在稳定招人。被取消的都是偏财务和偏战略、销售一类的工作机会。
培同学虽然对前景也不乐观，但是他对我说，这样一个世界状态不佳，我们不能也跟着状态很差，不能失去逻辑，不能失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