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会考》从结局谈起，再谈谈法哈蒂

把噗 评论 毕业会考

在电影结尾，面对父亲的询问，女儿抖露出自己通过哭泣让老师延长考试时间的事实，在瞬息间瓦解了父亲几天奔忙中到处“走关系”的徒劳。这一不太能够让人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收尾方式实际上指出了应对矛盾的两条不同路线：通过爱与感动，开辟一条人道主义路线，以及通过层层关系网的编织，走法外的潜规则。结局很明显：前者的成功宣告了后者的失败。这不仅仅是父辈与子辈在面对同一现实问题给出的不同策略，同样也是导演蒙吉所要宣誓的抉择：同情与爱无法被制度所度量，它们从规章制度中超脱出来，应对严密制度的策略是爱，而不是寻找它的漏洞。这是一起“爱”的事件，它没有发生在父亲与女儿之间（正是这种付出的爱导致了所有问题），而是在两个陌生人之间（女儿与监考老师），因而显示着“革命”的迹象。
虽然这一笔升华来得有力，但多少让人觉得刻意。原因就在于头天考试的时候，父亲苦求校长才获得了通融进考场的机会，何以凭着几点眼泪就能让在教育制度下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监考教师动情。如果说，校长让女儿进考场只是在道理上尚说得过去，那么延长考试时间不仅违犯了会考制度（可以想象如同高考会考是罗马尼亚举国的政策），同样也对其他同学造成了不公平的后果。因而，这种突然临至的解决对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让整部电影顺利收尾，并迅速获致一个引发观众思考的空间，但它同样面临着一个合理性的责难。
这是导演个人意图侵入影像的实例，当然不只于此。对于电影里的那位父亲而言，摆在他面前的虽然往往是“两难”抉择——比如在守法／违法，妻子／情人，受贿／不受贿之间——但这种“两难”实则是一种假象。在罗马尼亚这样一个后－社会主义环境下，他根本只有一种选择。如果说在受贿／不受贿之间，他尚守住良心的准则，那么在守法／违法、妻子／情人之间他根本没有选择。为了让女儿能出国留求学，不像他们一样仍在罗马尼亚过苦日子，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这样一条路：即托关系作假。同样，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他也没有面临任何两难的抉择，如果说他确实在乎女儿对此事的看法，因而躲躲藏藏，那么这只是为了让她可以顺利通过会考，不要分心。他丝毫没有因为婚外情陷入道德困境。一个例子是当女儿最后搓破此事，他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悔意。
克里斯蒂安.蒙吉的这种叙事策略，与阿斯哈.法哈蒂在多部作品中展示的叙事技艺有本质区别。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永远徘徊在交叉路口，他们永远处于一种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一次别离》的女佣必须在撒谎／不撒谎之间抉择，对她而言，如果撒谎会违背宗教教义，但如果不撒谎自己便要为老人的死付出刑事责任，这两种选择的权重不像蒙吉电影中总是一边绝对地倾向于另一边，而是几乎平等的。其中任一种选择都将令其陷入不利境地，一种是宗教／道德的谴责，一种是自我利益的缺失。这样，法哈蒂也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让人物不断地陷入两难抉择，通过人物在抉择前的犹豫来刻画他们的性格，再通过人物的抉择推进故事发展。因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不仅结尾是开放的，它展开的各个节点也悉数开放给观众思考，观众可以在人物的任一种抉择中获得对于其个性、社会现状、文化构型的相关认知。
但在蒙吉的电影中，自始自终都处于单线推进的状态。比如在《毕业会考》中，女儿必然将遭受伤害，这是电影开头那一块破窗而入的石块所提示的，女儿的会考必然会因此受到影响，而父亲必然会为了女儿能拿个9的平均分好让她出国，四处去奔波，甚至不惜违背洁身自好的素质触犯法律，而在此层层交织的关系背后，其中某位当权者必然会被检查，而这位父亲隐秘的暗事必然会东窗事发……因而，这种逻辑并不像法哈蒂电影中每一个节点都有相似的分叉可能性，它看起来似乎具有两种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但真切分析起来其实是一种叙事假象。在两种作者身上产生这种差异性，究其原因，也许在于在一个已然资本化通过背负着过度制度化遗产的东欧社会，个体渐渐演变为一种抽象性存在；而在伊朗社会中，信仰则被放在首位，这样也就导致了在外在僵死的制度下还有内心的道德法则可以来进行相互权衡。举个例子，在《毕业会考》中，父亲的婚外情不想让女儿知道的原因不在于他因此陷入的道德困境，而仅在于不想让女儿的会考因此受到影响。一种单向度的为利益所裹挟的思维方式，自然只能产生直线推进的叙述逻辑；而这种手法或许正是蒙吉批判现实所需要的。
作者 把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