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手”
这场“钱荒”，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
在这场动乱中，义和团、政府军、八国联军等多个武装集团，在京津地区进行了拉锯般的屠杀、破坏、劫掠。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了。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银钱帖”泛滥。
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所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时候，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战乱之下，本就羸弱的监管机制彻底失灵。“市场”的失控与“市长”的缺位相互激荡，一场“钱荒”便随着“兵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
上海之鉴
在天津“贴水”风潮爆发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并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与“贴水”，本质上都是银根紧缩、票据信用崩溃的产物。“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原因也是“钱荒”，钱庄用这种超常规方式吸收存款。显然，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的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赌博——“合会”。
袁世凯救市
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尤其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下，天津钱庄滥发“银钱帖”已经成为经济毒瘤。
袁世凯在190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描述道：“承平时，（天津）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经庚子之变，地面久未归还，官吏无从过问。于是奸商恃无限制，乘便逐利，作伪售欺，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国难当头，本就形同虚设的监管更是无影无踪，终于令天津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奸商”们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天津，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贴”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终于成为袁世凯所痛斥的“买空卖空之市面”。
商人“出血”
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将户部的报告批转袁世凯，而这就是表态：别指望中央了。
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因为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而成为财政的新的增长点，全国各地方政府都纷纷上马铸币项目，终于达到了16亿枚的年产能，4亿中国人人均40枚。连老外们都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仅袁世凯的直隶银元局，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铸造的各种铜元，足足有6亿8000万枚；而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铜元不久后就开始大幅贬值，最高跌幅达到了80%，再度引发物价飞涨，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铜元为主的草根阶层。
从“钱荒”到“钱涝”，无论是“市场”还是“市长”，最为缺乏的都是“技术”层面的规则建设。但是，当一些人还在努力修补着这艘破旧航船时，另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
